“10元返利100元，20元返利288元，30元返利888元，200元返利8888元，500元返利18888元。”這樣的紅包游戲你敢玩嗎?3月8日，哈爾濱女孩小高冒險一試，向對方轉出了500元，結果對方說還需再轉400元手續(xù)費才能返還18888元。小高提出不玩了，讓對方退還500元，得到答復是不能中途退出，她接著再索要500元時就被“拉黑”了。

天上不會掉餡餅，發(fā)500元紅包就能夠獲得返利18888元，如此高額“回報”的利誘，在類似騙術時有發(fā)生的背景下，稍微理性的人，恐怕都不至于“上鉤”。也或因此，這則被騙新聞被網絡轉載時，都打上了“如此低級的騙局這姑娘竟信了”的標題。其潛臺詞或許就是，連這樣都能被騙，確實活該?？蛇@樣的騙局得逞，真的只能怪受騙者太單純?

的確，不少騙局在真相大白之后，都會讓旁觀者覺得太“低級”。但“旁觀者清”的邏輯往往并不適用于每個騙局的潛在目標，我們也不能過于高估個體的防騙意識。而不管騙術如何“低級”，將被騙首先歸因為受騙者的頭腦簡單，或都難言理性。

以這起案件為例，起初是當事人在一個聊天群里看到有人發(fā)信息，說有游戲非常刺激，給人發(fā)紅包就會收到翻一倍、幾十倍、甚至是幾百倍的收益。有人還在群里曬出了紅包返利的截圖，轉賬500元給對方后，果然收到了18888元的回饋。很明顯，這個騙局中，參與行騙的不只有一個人，而是各有配合，既有高利誘惑，又有“截圖”來獲取信任。加之網絡聊天群所塑造的“熟人假象”，也很容易讓人放松警惕?？梢哉f，騙局的設計其實并不“低級”，不能低估其迷惑性。

事實上，在當前的網絡社會，不少騙局背后，都有著團伙化的精密分工，甚至形成了產業(yè)鏈條，可精準詐騙，個人再提高警惕，也可能防不勝防。但不少人還是習慣性將被騙與否歸結為個人的“智商”問題。如在2016年清華教師被騙上千萬事件中，就同樣不乏有輿論指責被騙教師“太傻太天真”。這種歸因，看似有道理，實則是一種膚淺的防騙觀。個人當然有必要具備一定的防騙意識和能力?？扇绱?ldquo;低級”的騙術，依然有“市場”，僅將此視為是個人的防騙意識低，智商不夠，顯然是認知錯位。

且不說，在現代社會，騙子們早就在行騙技術和手法上都實現了全面“升級”，指望個體去對抗這種基于專業(yè)分工與協(xié)作的行騙網絡，根本就不切實際。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，也不應該逼著每個公民只能掌握全套的防騙技術才能免于被騙。要知道，無論是就一般的生活消費陷阱，還是專業(yè)化的電信網絡詐騙而言，我們都仍處于一個有著高受騙風險的社會。這種社會生態(tài)的形成，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是個體防騙經驗的更新未能跟上行騙“技術”的進步，歸根結底，還是社會的防騙治理網絡出現了相對滯后。

比如，類似事件發(fā)生后，與其去指責被騙者，更該追問的是，對如此“低級”的騙局，公安部門是否能夠迅速破案，為受騙者挽回損失?畢竟，相較于個人提高防騙警惕，公共執(zhí)法部門建立高效的防騙治理和執(zhí)法、預防網絡，才能夠最大限度壓縮騙局的生存空間。

將騙與被騙還歸咎為“智商”問題，某種程度上，說明我們的防騙觀依然處于前現代水平。這種不當歸因除了容易對受騙者造成“二次傷害”，也很容易消解防騙治理的嚴肅性，遮蔽騙術背后的真問題。因此，防騙治理要跟上，我們的防騙觀念也該與時俱進了。